裁员的大刀终于还是落了下来。
在这家互联网大厂做了5年的短视频主管，今年4月，袁大伟收到了裁员通知。
这个消息不算突然，早在半年前他就有预感了。公司的业务板块逐渐收缩，不少项目关停，人也走了大半。最后这段时间，部门基本没什么工作能交给他了，他每天坐在工位上倒计时等着拿赔偿，想着等被裁后先休养一段时间再出来找新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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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真到了离职的时候，情况却和他想的不一样。
没歇多久，前司的老员工就陆陆续续找上他，问愿不愿意接活儿。袁大伟的主要工作是视频拍摄、剪辑和后期包装，前司人手不够时就会找他应急。
从正职转向外包零工后，外出拍摄半天的活儿，就能拿到5000块钱——这个定价并不是统一的，具体单价要看工作量和紧急程度。但无论如何也比正职时拿的工资高不少。
需求并不全来源于老东家，也有的私活是前同事介绍的其他甲方需求，通过同行的人脉网找到了他。5年在职经验积攒下的人脉，在离职后开始发挥作用了。6月份，他赚到了和在职期间同等的收入，8月份，他接到一个大项目，入账直接翻倍了。
和袁大伟相比，露露做自由职业的时间要更久一些，去年2月她就辞职出来了。一开始她没想长时间做自由职业，只是在之前的工作经历里受到老板的压榨和PUA，不想太早回到职场环境。2022这一整年，她接了一些零零散散的策划工作，也算能维持温饱状态，总好过全职时每月8000块的固定工资。
而2023年一到，情势却突然好了起来，她一下子接到了两个大型项目，一次能做半年，近段时间都不用为收入发愁了，“说实话，虽然大家都说今年的经济大环境更差一点，但我反而是今年更忙一些了。”
露露：一个月出八百回差，箱子报废。
类似文案、策划、视频等专业技术性质的工种，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在离开公司正式岗位后，凭借专业技术能力和社会关系网灵活就业，且收入水涨船高。
在各行业预算普遍收紧的情况下，为什么这么一小撮灵活就业人员反而赚到了更多的钱？这倒也不难理解，一些企业里的边缘部门或需求量少的业务，在精简人员后，这一部分需求自然就溢出到了海量的零工市场。
英国经济学家约翰·霍金斯在《创意生态》一书中这样解释“创意者经济”的发展，在互联网技术的助推中，我们进入了一个人人都可以是创意者的时代。一般用户、非科班出身的创意者们也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创意的价值交换——互联网文化产业的本质即是优质的创意内容，普通用户也可以零工的形式承接这部分工作。
26岁的视频后期技术工林锋，今年4月主动请缨，上了前东家的裁员名单。
这是一份事少钱多的神仙工作。林锋入职这家身处新一线城市的新能源企业，是在去年年中，头衔是视频部门主管。虽然真实情况是整个公司只有他一个人负责拍宣传片，但实体公司的内容需求并不多，来了不到一周时间，他就把公司所有的产品都拍摄完了。剩下的时间呢？能干的活儿依然很少，每天喝喝茶，和同事聊聊八卦，一天就过去了。
但林锋的不安远远大于愉悦：“上班的时间过得又快又慢，你能理解吗？上班一天熬的时候觉得挺慢的，熬过去了回去往床上一躺，第二天又上班了，周六周日放松一下一周没了。但是再一回想，好像啥也没干。”
他每次跳槽，都是出于对行业前景的担忧。2022年时他尚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，明显感受到工作量越来越小，公司承接的项目越来越少了，是不是要走到头了？待在这里还有没有发展？
新能源企业的这份清闲同样让他嗅到了“危险”，果然刚过半年，他就听到风声说公司资金周转不开要裁员了。其实林锋本来不在裁员名单上，少了他，公司就没有其他能拍视频的人了。他就跟组长商量，“我一个月拿一万多块钱，一个月能有两天的活儿干算好的了。留在这继续摸鱼，你不如把我裁了。”
被裁不久，他跳进了自由职业者的大海。他在BOSS直聘上刷到深圳电视台的一个外包项目，跑过去坐班剪了一周半视频，赚了2万块；再后来刷到某五百强科技公司的宣传片，熬了几天大夜，入账五位数的劳动报酬；同时他还间歇性地为几家自媒体工作室承接大大小小的剪辑需求。
离开公司的束缚后，他终于感受不到经济下行的惶恐了，那种时时刻刻觉得“这X公司要完蛋了”的危机感消失了。零散的兼职倒是数不胜数，活儿是不缺的。收入好的时候，单月入账能翻三倍。
《我，准时下班》台词截图，来源网络。
干了3个月自由职业，林锋感觉时间过了很久，上班都好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。
比起每天打卡、单纯挂靠在公司，现在他的工作模式变成了3-4天极限上工，再舒服躺上一礼拜。累是真累，赚也是真赚，这种只为自己奋斗的个人实现感也让他更开心，能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是最好。
像他这样的技术型零工，通常会开拓很多找活儿的途径。第一是传统的兼职招聘软件，BOSS直聘、前程无忧等，看到合适的工作他都会去沟通一下，有时也会有雇主找上门问有没有档期——但这种方式就像大海捞针，10个里面碰巧能有1个合适的，大多数都不欢而散。比如一位主动询问接不接活的雇主，一个项目1500元，一天做30条短视频。林锋很不屑：“这种东西你看一眼就不用管他了，理都不用理他。”
林锋在BOSS上找活儿。
第二是通过同行社群，他加入了几个付费社群，经常会有雇主在群里找人，如果这月没接到什么活儿，他就会到社群里碰碰运气，虽然也是鱼龙混杂，但毕竟是付费的信息库，还是比广撒网靠谱一点。
第三种方式则是最稳妥的，朋友介绍。林锋圈内的人脉资源大多数是通过前司老东家积攒起来的。离过三次职后，老东家的外包项目对他而言倒成了一座富矿。4月离职以来到现在，林锋还能源源不断地收到前司的项目邀请——也包括这家新能源企业。后来他们发现公司确实不需要为了宣传产品单招一个全职岗位，转成外包是更有效率了。
本质上零工经济是计件制。自由职业者受到行业领域、人手、资源的限制更少。当公司很难在短时间内掉转车头做出重大决策调整时，个体户却可以。
露露这么解释打零工的抗风险能力：“对一个很宽泛的自由职业者来说，你想做美妆、时尚还是零售、汽车，我觉得这是没有太大区别的，大家都在说经济环境特别差，但即使再差的时候也总有那么一两个行业是在赚钱的，比如说经济好的时候，可能有99个行业在赚钱，经济不好的时候只有10个行业在赚钱，那我们只要去赚这10个行业的钱就可以了。”
他们能在短期内解决企业无法覆盖到的需求，再立马跑路去供应下一个有需要的人，对他们来说，这种即插即用的“U盘化就业”模式更适合在这个时代生存。
在1920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，美国即采用灵活用工的方式缓解就业压力，直到2022年，根据全球自由职业者Upwork的报告，超6000万美国人都在做自由职业，占到整个劳动力人口的39%。而在国内，灵活用工也渐渐成了一种趋势，截止2021年底，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占到2亿人。
“钱就在那，而且钱一直在有，挑战只是你能不能找到一个能让你和市场进行交易的中间桥梁，能不能找到一个靠谱的人、老板或者公司。靠谱的零工猎手永远能持续找到钱在的地方。”露露说。
另一件有利于自由职业者的因素是，在大厂裁员的背景下，互联网公司都变成了保守主义做派，更倾向于把需求交给知根知底的老熟人。
露露参与过一家互联网头部大厂的策划比稿，脑暴会从早上10点开始一直开到晚上8点，她累得脑子都不转了，公司的其他人还是眉飞色舞地提出新的创意。这个策划她改了好几版，虽然会上对方表现得很满意，最终她也没有拿下这个项目。
想不通，她就去问对接人原因，对方是这样告诉她的：“既然这个东西没有200%做出多么大的创新来，那我们倾向于更稳妥地用原先的团队。”
比起冒险追求那10分的创意进步，如果提案没有惊艳到颠覆的程度，平台会更倾向于保险，使用过去有合作经验的团队。露露想，确实是这么个道理：“他们有他们的靠山，我也有我的。”毕竟现在她承接的项目也都来自于以往打过交道的客户。现在大家各自吃自己盘子里的蛋糕相安无事，都维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温饱状态。
但她也感到恐慌，开拓新的甲方关系是越来越难了。对于自己这样工作年份不长、话语权不高的年轻小将来说，未来要仅凭借自己的创意和技术能力来赢得甲方的信任，将变成一件相当困难的事。
图源Pexels。
更严峻的形势是，对于他们这样的熟练技术工来说，想重回正职岗位也很不容易。
袁大伟的体感是，互联网公司的业务逐渐饱和，已经不需要再招高级别的主管岗，他听说，一些互联网公司更想要“便宜好用”的应届生。对入职大厂的应届生来说，未来他们可能会拿着和往届一样的工资，却承担着更高级别的工作。
最近，袁大伟给互联网公司投出的正职简历得到的回复都很少，反而是一些传统企业有回复，但在HR电话联络完意向后又都石沉大海：“我估计可能是我要价太高了，我出去都说底线是20k。”
用互联网公司的人才定价去面试传统企业，失败是可以预见的。他这样分析自己的处境，互联网公司是靠内容创意类工作赚钱的，但在传统实体企业，这些都属于边缘部门，他们本身也没有那么多内容需求，肯定给不出和互联网大厂一样的薪资。所以现在他变成了佛系求职，“有合适的就找，没合适的就算，但如果今年要继续找正职工作，我肯定会换个赛道。”
想找到心仪的工作不容易。做大厂的外包零工是一种被迫存在的状态，但它可能确实是现阶段的最优解。
做零工收入翻倍后，袁大伟一度想着做些投入——把裁员赔偿款拿出来，专门为自己购置一套专业摄影器材。
他算了一笔账，现在做拍摄私活，器材租赁是最贵的。要租到好品质的设备，相机、镜头、稳定器等等加在一起，一天外拍的成本就要700块。如果打定主意做自由职业，越早买下器材越值得，以后能cover掉不少成本。
犹豫了很久，他还是决定再观察一段时间：“毕竟我现在只能靠原来的‘衣食父母’给活，不知道这个收入状况还能维持多久。”
拍摄回来的路上。
为了争取到更多活儿，这些“创意工人”们普遍都有这样的感受：干得更卑微了。每个来之不易的项目都要珍惜，在甲方面前，腰杆也不敢挺那么直了。以前甲方发来的反馈露露总是会努力沟通两把，是不是对方会错了我的意思，这么做会不会更好。“过去你说改我就是不改，但现在就是好好好，改改改，你说的都对。”
虽然大厂预算收紧后更愿意找信赖的人，但反之也意味着，他们更好压榨这些“亲信”的剩余价值。
袁大伟最近沟通了不少甲方，没少因为成本的事和对方吵架。“大家能拿出来干活的预算少之又少，比如说本来一个宣传片，前几年正常企业10万、20万这种档位去拍一个，现在我觉得10万都拿不出来，就七八万就想拍，两三万、三四万都想拍这种感觉。”
在他的体感中，能接到的活儿绝不算少，但里面闲七杂八的事是越来越多了。上游供应商总能从各种意想不到的渠道节省成本。有一次他租了300元一天的相机，在他看来器材租赁是刚需，砍掉这一块的预算势必要牺牲视频质量。但供应商告诉他，30元一天就可以了。“他不在乎，那我也不在乎了。”
还有一次，他给甲方的报价和往常一样，但直接被对方砍掉了一半。两边协商了许久，最后达成协议，甲方只出一半的钱把拍摄部分外包给他，至于后期，他们会另找人完成。再后来，袁大伟就从其他渠道听说，他们找到了两个线上实习生，用500块钱解决了所有问题。
甲方爸爸们要压成本，他们自然也要想方设法帮忙压低成本。有了上次被撬活的经验，袁大伟决定一定要和同行好好学习一下成本是怎么把控的——等同行的片子出来后，他发现这压根不用学，一看成片的质量他就懂了。“垃圾，就两个字，垃圾。”自然客户也能看出来视频质量变差了，发来不少修改意见。袁大伟气不过，又跑到自己的中间人那吹耳边风：“你看，你这个价位是不是弄不出好东西。”对方也很为难：“我也觉得这样不行，但是客户成本摆在那里，没办法。”
他这么概括今年的零工市场：“饿狼太多了，一块肥肉摆在这，本来一个人吃下来就很好，但是总有人跟你恶意竞个价。”要价更低的人半路杀出来截胡，“降低成本”的诱惑无疑是巨大的。
为了提升自己在零工市场上的竞争力，很多次，林锋都抱着亏本接活也要弄好的决心。不仅如此，每次零工做完，他还要给甲方爸爸寄一点礼品打点关系。“为的就是让他下次有活时还能第一个想起我。”他觉得寄出去的礼物确实是管用的，这不，回头客不少，这几个月的生意都不愁续弦。
零工市场上也呈现出了僧多粥少的局面。在小红书上随处可见找活和求活的帖子，在那些“零工经验分享贴”下，如果多出一个甲方问“接活不”，下方往往会盖出10层楼问“还缺人吗”“私”。没有公司的稳定庇护，自由职业者们陷入到最原始的市场厮杀中，被裁后的红利能持续多久，真的说不好。
做自由职业以来，林锋经常处于一个很想上班，又很不想上班的挣扎状态。最近他的焦虑直线上升，虽然自己暂时赚的越来越多，可非常不确定未来还会不会有这么多。有钱赚的时候他们还会对不同性质的工作挑挑拣拣，看看上游需求方是不是明白人，和他们沟通顺不顺畅。可现在也不太敢挑了，生怕哄不好甲方爸爸，又一个“销售线索”失联在人海里。
你说，干外包零工的自由职业能长久吗？这个月接了某大厂的纪录片外包项目后，林锋挣的钱至少够吃到明年，当时他确实拍着胸脯说没问题。
“但如果你下个月问我，我可能就是另一套说辞了。”沉默了一会，他补上一句。
（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，图片由受访者提供或网络）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后浪研究所”（ID:youth36kr），作者：许嘉婧、薇薇子，36氪经授权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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